文学院学子史天钊荣获 “我最难忘的银幕共产党员形象”陕西大学生影评征文大赛优秀奖

浅析军事题材电影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原则——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例

作者：2019级戏剧影视文学二班 史天钊

摘要：《高山下的花环》在人物塑造上，通过故事背景和主题表达的真实性原则，成功塑造出如梁三喜、赵蒙生等有血有肉且具有象征含义的共产党军人形象，充分反映出特殊年代下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掀起热潮，本文试图通过两个时期内各具代表性影片的对比，来说明《高山下的花环》在人物塑造上的优势所在，及其对未来中国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人物塑造具有哪些启示。

关键词：谢晋；人物形象；主旋律电影

1982年第六期《十月》杂志上刊登了部队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下简称《花环》）。小说一经发表，迅速在国内引起轰动，掀起一股阅读狂潮。1983年初便被原总政治部决定印成单行本“下发到班”，组织部队阅读。由此，李存葆在军旅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在政治上的高度都是无可比拟的。

《花环》成功之原因，从政治上讲，在于作家李存葆忠实反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背景下，中国军队内、外部所产生的种种现实问题；从创作上讲，在于其摒弃了“文革”时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三突出”原则和“无冲突论”，使人物从真实可信的故事冲突中诞生出来，极具真实性、典型性、艺术性，并成功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雷震、吴爽等多样化的军人形象，以及韩玉秀、梁大娘、杨改花等勤劳忍耐的军人家属形象。通过小说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个时代中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谢晋导演在进行电影创作时继承了原著小说中的矛盾设置、现实主义视角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因小说体量过大在改编时的少部分情节删减外，人物台词大部分都直接移植小说原文。谢晋导演以“纪实风格”的视听语言，忠实还原了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样貌、人物形象和情感状态，为其打上了谢晋所擅长的“社会伦理片”的标签。电影版《花环》在1984年上映时，延续了原著小说的辉煌，引发了全国性的观影热潮和热烈讨论。

一、环境之真：故事背景的真实性

故事背景是人物活动的客观时空环境，是人物一切行为合理性的支撑点。观众往往通过人物的外部造型、行为表达和言谈举止是否与其所生活的环境背景相契合来判断故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因此，故事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花环》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后，驻扎在云南境内的步兵作战部队某团九连。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早已取消军衔制，因此电影中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一样的绿色军装与红星。这样忠实于历史真实的细节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大大增加了故事背景的真实性，从而对于人物真实性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内容看，《花环》可简单概括为“三条主线，四个问题，三类人物”。全片是围绕着两个主体事件去叙事的，一个是赵蒙生想要“曲线调动”却受到阻碍而逐渐蜕变，另一个是梁三喜死后其妻子、母亲替他偿还“欠帐单”。这两个事件构成了故事的两条主线，最终统一到人物情感这一线索上。由此引出影片所反映出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当时我国军队内存在干部子弟“曲线调动”问题：为了逃避“文革”和“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当时许多干部子弟涌入部队，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部分干部子弟表现英勇，却也出现了如“赵蒙生”一样为逃避战争而试图利用关系进行调动的干部子弟。[1]第二，是战后发现许多烈士“欠帐单”的问题：这些烈士大多是从沂蒙山等革命老区出来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这些老区人民的贫穷，留下的遗物是染血的欠帐单。[2]令人唏嘘的是，战后许多烈士家属到部队替烈士还债，可只有550元的抚恤金甚至难以还清欠债。第三，是部分当年也饱含革命热情、战场流血的干部，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慢慢脱离群众、滥用职权的问题。第四，是爱讲真话、爱“发牢骚”的正派战士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问题。这“四个问题”恰好也作为影片的“历史背景”而存在。在此“历史背景”下，影片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类：以（战争爆发前）赵蒙生、高爽、柳岚、段雨国为代表的脱离人民群众、损公肥己、眼高手低的干部及干部子弟；以梁三喜、靳开来、“北京”（雷凯华）、雷震（“雷神爷”）、金小柱为代表的深明大义、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人及干部形象；以韩玉秀、梁大娘、杨改花、金父为代表的勤劳朴实、坚贞勇敢、有骨气有耐力的军人家属形象。

2017年创造了国内票房奇迹的“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战狼Ⅱ》，虽然是基于“也门撤侨”这一真实事件改编，但其故事背景的虚构成分仍占据了影片的主导。导演吴京以模糊处理的手法，将故事发生地直接设定为“某个发生内乱的非洲国家”，更是连影片的反派角色也由具体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改为“丧心病狂的雇佣兵”。结合影片的定位是以现代动作片为主打类型，融合了军事片、好莱坞超级英雄片、武侠片的“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3]。以一部反映中国意识形态的商业战争片的标准来看，吴京意图打造中国式英雄的主旋律电影。因此，叙事的重点不再是对于真实性的追求，而是在虚构的背景中为英雄人物的塑造留有更多的表现空间。显然这样的背景设置能够最大限度给予主人公（英雄人物）以形象塑造的机会，是符合其定位的。但是，将塑造英雄人物作为叙事重心的设置也有其弊端：一来使影片出现了交代不完整、不合理的地方；二来主题表达领先于故事表达，故事成了主题的附庸；三来则使得人物行为流于表面，无法展现人物内心冲突与转变，使人物类型化、脸谱化。这对于一个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军事题材电影而言，是非常致命的。如果脱离春节档这一特定档期以及意识形态下的民族自豪感的影响来看，《战狼Ⅱ》很难创造票房奇迹。《战狼Ⅱ》海外票房的失利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二、主题之真：人物塑造与内涵表达

人物作为主题表达的承担者，人物形象与主题表达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花环》摒弃了“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下，对于人物塑造的理想化倾向。赵蒙生作为主人公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在影片前半部分，以“反面”形象出现。梁三喜作为影片重点塑造的正面角色，在赵蒙生面前不断忍气吞声，处于被动地位。同作为反面角色的高爽，在前期虽未露面，却已然手眼通天，而作为正面角色的靳开来，也遭遇了受到打压的困境。这样的人物设置，在“文革”期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在主人公赵蒙生身上，集中体现出来“曲线调动”问题。赵蒙生的母亲是中校，父亲是少将，正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从而在其母安排下参军入伍，为能“曲线调动”才下到九连当指导员，不曾想部队调动，其母一通电话，反令他被雷军长在全军面前摔帽子臭骂以激励三军，直到在战场上亲眼见证了靳开来、梁三喜、“北京”等同志为了共和国在他身边倒下，才终于蜕变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梁三喜身上，则反映了“欠帐单”问题，并由此引申出了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贫困问题。赵蒙生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连战士都抽的是带过滤嘴的香烟，可梁三喜这个每个月60元工资的连长，却抽的是纸卷旱烟；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只是扔了一个半馒头，梁三喜就大发雷霆，在全连面前要追究此事。直到赵蒙生遵从梁三喜的吩咐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染血的欠帐单，直到他见到梁大娘将难以下咽的碎干粮也舍不得扔掉的时候，他才明白其中缘由。在赵蒙生母亲高爽和妻子柳岚身上，重点体现了“脱离群众、滥用职权”问题。由于篇幅问题，谢晋导演在电影中删减了这部分内容，只是通过雷军长对高爽电话的反应及后来与高爽面对面的谈话表达了相关含义。在原著中，作者则详细叙述了赵蒙生母亲高爽为其妻子柳岚谋求军医大学特招生名额被揭发后，活动关系平息事态的情节。谢晋导演如此处理使得影片人物形象塑造与主题表达更加集中，观众通过视听语言补充了对该问题的认知，并不影响人物真实性的塑造。在靳开来身上重点体现了“讲真话”的战士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因此虽然靳开来作风正派、为人豪爽、军事素质强硬，却始终只是个炮兵排长难以得到提拔，直到战前才升职成副连长这一“送死的官”，可靳开来仍然抱着“死出个样来”的心态为共和国奔赴战场，死后却连一个“三等功”也无法获得，不免让人寒心。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如想当元帅而来前线部队磨练的“北京”（雷凯华），一方面反映出了“批林批孔”等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国家、人民造成的不可磨灭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代表了那些为国家勇敢战斗，甚至牺牲的“将门虎子”；如韩玉秀、杨改花这样的军人家属，一方面反映出那时我国劳动妇女的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她们虽然痛苦难过，但仍然为了家国大义献出自己的丈夫的高尚品质；如梁大娘这样的烈士母亲，一次次将儿子送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却坚决不愿给国家添麻烦，有骨气、有勇气，深明大义；如金小柱（原著中金小柱在战场上直接阵亡；炸掉双腿后，金父来看望的戏是电影原创）这样有孝心、有爱国心的普通战士，则代表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最广大的战士群体。这些人物虽然戏份不多，却构成了故事最重要的情感线索，使故事显得那样真实、丰满、有人情味。这样充满烟火气，且切中时弊的主题表达，成为《花环》人物塑造的基础和灵魂。

三、总结

安德烈·巴赞曾言“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用以说明电影的现实主义表达的本质属性。回望电影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现实主义一次次绽放出理性光芒，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花环》正是基于“十年文革”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中国人民物质和心理的伤害，所做出的反思和探索，因而能够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现代启示录》、《拯救大兵瑞恩》、《敦刻尔克》等军事题材电影之所以能够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基于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中国“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发展到如今，看似已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在人物塑造与现实主义表达上仍然欠缺，无法真正填补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战狼Ⅱ》的主题表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中国社会如强制拆迁、烈士家属安置等现实问题，但最终仍然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作为其主体。整部影片，几乎都是冷锋个人英雄形象的展现。而无论是女主角瑞秋还是退伍军人老何、“熊孩子”卓亦凡，都是作为主人公的“帮助者”存在，是实打实的“工具人”。这使得影片脱离现实，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而由于没有现实主义土壤的滋养，这样的影片往往难以引人思考、反复观看，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里。《战狼》系列若想真正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产生如《现代启示录》一样的巨大影响，实现华语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必然应该最终回归到现实主义表达上，在准确反映中国问题、中国态度、中国形象地同时，正确刻画出生动鲜活的中国军人形象，才能使中国“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真正国际化！

参考文献

[1][2]《<高山下的花环>的诞生》【J】.文艺争鸣，2019（06）.陈华积

[3]《中国新主流大片：阐释与建构》【J】.艺术百家，2017（05）.陈旭光

作者：2019级戏剧影视文学二班

史天钊